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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自长三角一体化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和国家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推动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调研发现,“政策机制不够健全、要素流动不够畅通、龙头带动不够强劲、发展步伐不够协调”等制约仍局部存在。建议紧扣“一体化”“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继续探索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新路径,努力将长三角地区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一、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一)协同发展机制得到有效探索。国家相关部委与长三角“三省一市”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央地协作、部门协同制定出台了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相关政策举措。出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域财税分享实施方案,明确了跨区域协同招商和企业迁移等财税分享路径。针对疫情反复和“缺芯”“缺电”“缺柜”“缺工”等问题和困难,建立长三角产业链保供协调互助机制,先后组织长三角芯片、汽车零部件和整车企业开展供需对接。
(二)产业链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签署《联合开展长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合作协议》,以市场化、轮值制为原则组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4大产业链联盟,分别牵头开展产业链跨区域研究。其中江苏省针对牵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产业链重点企业近1000家,编制产业链图谱。以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为抓手,协同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前两批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44家集群初赛优胜者和25家决赛优胜者中,长三角分别有24家和12家胜出。
(三)产业合作平台载体得到有效拓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着力推动创新平台建设,截至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分别创建了6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集聚了85家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100家国家级开发区。推动上海增材制造创新中心与嘉兴航空3D打印研究院合作成立了长三角航空增材制造创新中心。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在长三角设立了19个分中心网络,撮合达成长三角区域22.5亿元技术交易。搭建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重大科研基础设施22个,大型科学仪器3.7万台(套)。上交所在长三角区域布局31个上市服务基地及工作站,截至2021年3季度,长三角已在科创板挂牌上市企业160家,占全国比重47%。
(四)产业区域合作环境得到有效优化。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开展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试点,首批纳入服务机构615家、服务资源25000余项。制定出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专业技术人才资格和继续教育学时互认暂行办法》,实现了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和继续教育学时互认。“三省一市”工信部门联合推动长三角15家企业和高校设立首批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实训基地,合作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平台集群,截至2021年底累计发布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工业互联网平台70个、专业服务商64个、标杆工厂55个、标杆园区6个。
二、调研发现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仍存在“四不”制约
一是政策机制不够健全。相比较环保、交通、安全等领域已经建立的“三省一市”间协调机制,产业领域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跨行政区产业协调机制还不健全。“三省一市”在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共享网、G60科创走廊、“一网通办”等平台建设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工作执行层共建共享的有效机制仍存在较大缺位,依赖会议等定期活动进行沟通协调,在疫情等极端情况下联动效率不足。
二是要素流动不够畅通。部分地市同业同态“抢跑道、抢机遇”竞争激烈,为吸引企业打政策战,在招商引资、用地保障、市场准入、资质认定、信用评价、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等方面实施不同标准、采用不同规则,形成了较多行政壁垒,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产能市场扩散。例如,部分地市为争夺区域优质企业资源、阻止本地孵化企业向外转移,竞相采取更大力度的税费优惠和地价补贴,在财政支出逐步锁紧的背景下容易产生优惠承诺无法兑现的风险,也有过度补贴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隐忧。
三是龙头带动不够充分。在“三省一市”协同强链补链畅链、组建产业链协同联盟中,龙头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的对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发挥稍显不足,重点企业由于各种机制问题和信息盲点,尚未充分承担在产业链内牵头开展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和新技术产业化的作用。各地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市场化、社会化运作不足,跨区一体化发展受到限制,协作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四是发展步伐不够协调。长三角沿海地区凭借先发优势,新旧动能转换步伐较快,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但苏北、皖北、浙西等地区受资源禀赋、区位、政策等限制,新旧动能转换不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新兴产业发育不足,导致制造业质量效益与先发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各城市间同质化的发展思路、考评机制与差异化的产业发展禀赋间矛盾显著,缺乏发展步伐统筹的增长策略已不适应当前长三角产业链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制约了制造业集聚、结构升级和跨区域协同发展。
三、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是完善机制设计,建立极端情况互信互助规则。完善工作层面长三角区域协同的机制设计,优化深入各级政府和园区的干部轮岗、集体培训、协调联动的规则规范,构建稳定快捷的地市、县区、园区产业部门横向协调通道,形成具体工作的区域协同处置快速反应能力。探索定期举行应对疫情等极端条件导致产业链断链的协同演练,实现主要企业、政府部门与央地各层级之间的协同联动,开展重点企业、园区、供应链的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提升各部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协作能力。
二是协同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破除要素藩篱。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业分工协作和集聚发展的高级形态,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能有效汇聚区域力量破除行政藩篱。继续围绕区域产业链,发挥产业链保供协调互助机制,将三省一市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集群发展促进机构等力量组织起来,组建一批产业链共同体,共育一批产业链领航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集群跨区域协同培育发展机制。推动组建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在强链补链、产学研用创新、重大项目招引等开展通力协作。
三是强化龙头引领,构建企业雁阵。聚焦芯片和智能传感器、重大装备、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围绕龙头企业,协同上下游企业和服务机构针对关键技术、材料与零部件、整机和系统集成、后端服务的瓶颈问题进行攻关,提升全产业链发展质量效益。推进钢铁、机械、化工、轻纺等长三角传统优势领域龙头企业率先布局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设备更新和新产品应用,探索全流程智能化改造,提升本领域高端产品供给能力,压缩生产成本和损耗,持续扩大全产业链利润空间。充分激发现有产业链联盟对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共同实施一批跨区域重大科技创新与协同攻关项目。加快推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应用政策互认,实现区域产业链共用共享。
四是强化板块开放合作,变边缘为枢纽。深化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东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等城市群和经济板块深入互动,将苏北、皖北、浙西等地具备产业发展空间和要素支撑的重点市县打造为区域板块合作枢纽,加快与周边板块市场一体化建设,健全高标准市场体系制度,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建设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在装备、能源、原材料、轻工纺织等领域共同推进人才流动、技术共研、园区共建等跨区域产业互动合作,激活长三角边缘地带的产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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